人口老化令醫療制度面對一道愈來愈難迴避的問題：當疾病已無法逆轉，醫療應否繼續以延長生命為唯一目標？安寧療護並不是放棄治療，而是把治療目標由「消滅疾病」轉為減輕痛楚、維持尊嚴，並協助病人及家屬完成生命最後階段。然而在華人社會，死亡往往仍被視為不吉利的話題。家人不敢談、醫護難以開口，病人的真實意願反而容易在沉默中被忽略。
現代醫療可以透過呼吸機、鼻胃管、心肺復甦及深切治療，把生命延長一段時間，但「延長生命」不一定等於改善生活。對末期癌症、器官衰竭或嚴重認知障礙患者而言，反覆入院、插管及搶救，可能增加痛苦，卻無法扭轉病程。問題在於，當病人失去表達能力，家屬往往需要在極大壓力下代為決定。
過度治療背後的家庭困局
華人家庭重視孝道，「盡力搶救」經常被理解為子女責任。若選擇不進行侵入式治療，部分家屬會擔心被批評為不孝，甚至懷疑自己是否過早放棄親人。醫院亦可能因法律責任、溝通不足或缺乏清晰紀錄，傾向採取較保守的搶救方案。結果是所有人都知道治療效益有限，卻沒有人願意首先說停止。
這種困局亦帶來資源問題。末期病人在急症室、深切治療部及急性病床之間反覆流轉，不但未必符合其意願，也佔用大量醫護資源。討論安寧療護並非以成本凌駕生命價值，而是承認醫療資源有限，更要避免把無效治療誤當成尊重生命。真正的選擇不應是「救或不救」，而是如何讓病人在可承受的痛楚、熟悉的環境和充分陪伴下走完最後一程。
臨終醫療改革的核心，是把決定權還給病人。預設醫療指示、預先照顧計劃及不作心肺復甦決定，應在病人仍具備清晰判斷能力時討論，而不是等到病情突然惡化才倉促簽署文件。這些安排也不應只是一張表格，而應是一個持續溝通的過程，讓病人說明自己重視的是延長壽命、保持清醒、避免痛苦，還是希望留在家中與親人相伴。
改革要從提早談死亡開始
制度亦要提供實際選項。如果社區缺乏上門醫療、止痛藥物、護理支援及照顧者喘息服務，所謂「在家離世」便可能把沉重責任轉嫁家庭。醫院需要建立跨專業團隊，由醫生、護士、社工、心理及宗教支援人員共同處理症狀、情緒與家庭衝突；安老院舍亦應具備基本紓緩治療能力，減少長者在生命最後數天被反覆送院。
更深層的改革則是改變社會語言。談死亡不是觸霉頭，而是替家人減少將來的猜測與內疚；選擇舒適照護不是縮短生命，而是不再用沒有實質效益的程序延長死亡過程。衡量一個醫療制度是否成熟，不只看它能否救活更多人，也要看它能否在無法治癒時，仍然讓病人保有選擇、尊嚴與陪伴。安寧療護看似關乎生命終點，實際上考驗的，是整個社會如何理解醫療、孝道與人的尊嚴。
（概念提供：派格生物醫藥（02565），《金星匯》草擬校對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