垃圾處理從來不是免費，只是成本往往隱藏在差餉、稅收或管理費之中。按量收費（Pay-as-you-throw，PAYT）的邏輯，是把部分收集、運輸、堆填及焚化成本直接放到垃圾袋上，令「棄置愈多、付費愈高」。從污染者自付原則看，這比所有住戶繳付相同費用公平；然而，若居民缺乏減廢選擇，收費便可能由環境誘因變成生活懲罰。
最常見的是指定垃圾袋。住戶購買不同容量的專用袋，袋價已包括處理費，制度簡單、收費清晰，亦毋須逐戶安裝設備。問題是袋的容量不等於垃圾重量，同樣一個袋，裝滿塑膠包裝與濕重廚餘的處理成本可以相差甚遠，而且大家庭、育兒家庭及需要使用成人紙尿片的住戶，垃圾量未必能夠自由選擇。
按重量收費較接近實際處理成本，垃圾桶或收集車可在傾倒時稱重，再按住戶或大廈結算。不過，電子磅、身份識別、帳單系統及設備維修均涉及成本，潮濕天氣和廚餘含水量也會影響重量。按收集頻次收費則是住戶按垃圾桶容量及每周清運次數付費，較適合獨立屋和路邊收集制度；在高密度住宅共用垃圾房的城市，要識別是哪戶居民棄置並不容易。
智能垃圾桶結合RFID卡、電子磅及戶口系統，可以按重量、次數甚至垃圾種類收費，亦方便提供回收積分。首爾便逐步把食物垃圾收費由專用袋推進至RFID智能桶。居民拍卡後投放，系統記錄重量並計費。首爾市政府表示，相關系統是其食物垃圾減量政策的重要部分，而經分類收集的食物垃圾會轉化為飼料、堆肥或沼氣。然而，智能化亦帶來設備投資、故障處理、數據私隱及長者使用困難，並非安裝機器便能自動形成公平制度。
城市經驗顯示，價格訊號確實可以改變行為。台北自2000年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，居民購買指定袋棄置一般垃圾，回收物則毋須使用收費袋。台北市政府資料顯示，政策實施後，家庭垃圾量較政策前下降約65%，人均每日垃圾量降至不足半公斤，資源回收率由約2%升至超過66%。不過，成效不能全數歸功於袋價，因為台北同時建立定時定點收運、免費分類回收、廚餘收集及長期公眾教育。
真正的公平是讓居民有選擇
PAYT最大的公平爭議，在於相同袋價佔不同家庭收入的比例不同。低收入家庭居住面積較小，未必有空間長時間存放和分類多種回收物；家中有嬰兒、長者或長期病患者，亦可能產生不能避免的衞生垃圾。因此，政府可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基本免費袋或費用回贈，並為醫療及照護需要設額外配額，但不宜完全豁免，以免消除減廢誘因。
公共屋邨和高層住宅則涉及集體責任問題。若垃圾由清潔工統一裝袋，再把成本平均加入管理費，住戶看不見每次棄置的邊際成本，減廢誘因便會消失。相反，若大廈因少數違規者被整體追收費用，又容易演變成「集體懲罰」。商住混合樓宇更可能出現商戶把垃圾轉移到住宅垃圾房、住戶把垃圾帶到街上公用垃圾桶的情況，令成本由一個付費者轉嫁給另一個付費者。
非法棄置是按量收費不能迴避的風險。收費愈高、合法回收途徑愈不方便，偷放垃圾、棄置於商業垃圾桶或污染回收箱的誘因便愈強。執法固然重要，但若政策主要依靠清潔工逐袋檢查或大規模監控，行政成本和社會反感都可能超過收費收益。較合理的方式，是先分析棄置熱點和異常垃圾量，集中處理重複及商業性違規，同時提供大型垃圾、廚餘和特殊廢物的合法出口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減廢成功亦可能削弱收費收入，惟垃圾車、清潔人員和處理設施仍有大量固定成本。因此，PAYT不宜承擔百分之百成本回收任務，可採用基本公共服務費加從量收費的混合模式，並把部分收入明確用於回收設施、屋邨支援及低收入補助，避免制度被視為單純增加財政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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